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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副秘书长：中国绿色金融改革令人期待 本文来源于：南方都市报 发布时间：2015-11-13 11月9日至11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2015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作为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国际性高层政策咨询机构，本届国合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主席，在中外专家的建议下，过去曾推动中国实施政府环境审计制度、生态红线制度等制度。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举行前夕，南都记者专访了担任国合会副主席的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执行主任阿希姆·施泰纳。2015年的国合会年会正赶上中国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当头，“绿色转型”是本届年会的核心议题，施泰纳认为，尽管饱受环境污染的困扰，但中国是较早重新审视经济发展路径的发展中国家，在绿色转型方面走在世界前沿。 北京PM2.5，2/3源自本地污染 南都：北京的空气质量这两天不好，有轻度污染。 施泰纳：实际上，北京对空气污染的治理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到今天，一氧化碳、二氧化硫、PM10、二氧化氮的年均浓度都已经大大下降，稳定达到或者接近中国的国家标准，但PM 2.5仍然是个问题，要达到国家标准限值和世卫组织的指导值，获得更大的健康效益，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南都：怎么评价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 施泰纳：联合国环境署刚和北京市环保局联合发布了一个报告，对过去15年北京治霾历程进行评估，在北京PM2.5来源中，三分之二是本地排放污染源，包括机动车、燃煤、工业生产和施工扬尘、以及其他排放。我们发现，过去燃煤和机动车的污染治理，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我每次来，都发现空气在逐步改善。这也让我看到了希望，北京正将经济发展和污染脱钩，可以为如何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应对空气污染提供经验。 污染治理，中国也有教训可分享 南都：气候变化大会前，中国与美国、法国签订了协议，你如何评价中国此举？ 施泰纳：我在想以后历史如果谈到2015年，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无论对于世界还是中国的环境史。作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日程的一部分，气候变化大会马上在巴黎召开，在巴黎大会上要通过的协议可以说几乎就已经成为现实了，而中国做出很大贡献，是前所未有的。 有两件事情我们值得注意，一个是和美国、法国签署的协议，中美对于气候变化是非常关键的两个国家，另外就是中国建立起南南合作基金，加起来一共会有120亿美元，到2030年之前会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600多个项目提出支持。中国已经决定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 过去一年，中国实施了新的《环境保护法》，也颁布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因此，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年，中国和全球雄心勃勃，致力于环境合作。 南都：除了气候变化方面，中国还可以贡献什么？ 施泰纳：很多，在绿色能源、绿色交通方面，中国有自己的经验，从污染治理角度，中国也有教训可以和大家分享，中国的绿色金融投资能力也是非常强大的。 中国淘汰污染的两轮、三轮摩托车非常成功，已经把潜力转化成行动，不仅仅在中国建立起最佳实践，而且也是亚洲、非洲国家要遵循的。摩托车小颗粒物排放量远大于汽车，很多非洲国家在很多地方靠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所以我们希望中国通过出口清洁能源的摩托车，帮助非洲大陆国家解决自己的出行问题。中国有能力在非洲投资建设绿色基础设施，可以说，新型绿色制造业对于中国有巨大的出口潜力。 我认为，中国已经以自身的能力影响和改变全球的绿色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南南合作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都是非常好的途径。 气候大会谈判，有时因小问题争执不下 南都：各方对本月底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都有很高的预期。 施泰纳：巴黎会议一定是气候变化谈判中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但是它可能不会解决所有气候变化中存在的分歧或问题，尽管各国的自主贡献预案表明，他们已经又迈出一步，有一系列“金融包”的资金支持，但是如果在细节上仍然不能达成协议，就会让进程变得缓慢，我们都知道，力争将气温上升控制在2℃还需要走多久才能到达。 不过，我们可以认清这个底线，任何一件事都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我们有不断增长的雄心和信心，这是对巴黎会议最大的贡献。 南都：这次大会将聚集全球上百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你怎么看领导人的参加对谈判进程的影响？ 施泰纳：为了避免发生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问题，法国决定从“预热大会”第一天就开始邀请各国领导人前来。 这样做的逻辑在于，2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气候变化的谈判已经变得非常复杂，有时会因为非常小的细节问题而争执不下，这一次，我们可能仍然无法在巴黎会议上达成一致，因为有太多子事务需要讨论。但是，政治的引导对于谈判来说非常重要，各国元首参与政策框架的制定，可以从大局出发，减少分歧。 这一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也都会参加，这也可以显示出中国对参与到这一进程中的坚定和关注。 绿色转型，最重要是解决绿色金融问题 南都：联合国环境署和中国开展了哪些方面的合作？ 施泰纳：中国一直以来对于联合国的各项规则都有坚定的承诺，联合国环境署和中国是天然的合作者。尤其是近年来，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我们形成了共同讨论的机制，包括正在举行的国合会，我们和其他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专家与中方的同事一起，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形成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最终形成给中国政府的建议。每年，中国领导人也会见国合会中外委员，听取建议。 这是合作的一部分内容，在国合会的建议下，政府环境审计制度、生态红线制度等政策主张都成为现实，我们还催生了亚太经合组织绿色合作网络天津示范中心的建立。 今年正值“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国合会将“绿色转型的国家治理能力”作为议题。我们联合国环境署正在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一个关于绿色金融的课题。 南都：为什么是“绿色金融”？ 施泰纳：绿色转型最重要一点就是要解决绿色的金融问题，我们非常高兴看到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建立绿色基金，中国将建立非常强大的安全绿色金融体系，包括绿色债券、税费改革，确保更加先进的排放交易模型，在中国人民银行和联合国环境署建立可持续金融系统设计方案工作组，参加机构从40个增加100多个，目前正在起草非常详细的实施计划，有14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计划，使金融系统能够绿色化。 联合国环境署在两三年前就已经意识到，绿色经济转型的动力会越来越足，因为我们已经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看到这方面取得的收效，他们的领导人也对此非常热衷。 “十三五”是非常好的机遇窗口，可以在此基础之上推出进一步绿色金融改革，如果做得好，可以使得绿色发展今后几十年获得加速。国合会认为，绿色金融应该成为中央经济生态文明改革重要任务，必须建立实体，将这些监管机构和银行证券、保险部门结合在一起。 中国现在已经决定将绿色金融作为明年G 20峰会的议题，作为轮值主席国，中国展示了一个很好的范例，环境问题如何成为国家的战略性思维，并且影响到国内外的金融系统。 南都：绿色金融改革可能面临哪些挑战？ 施泰纳：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在绿色金融创新方面的排头兵，当然也是最大的创新实验地。实施绿色金融的挑战，我们也盘点了一下，包括法律法规，如何让银行更包容地参与创新，如何释放出正确的政策信号等，这同时还意味着巨大的绿色融资需求。 南都：你怎么理解“十三五”把绿色发展作为五大议题之一？ 施泰纳：以前，人们总以为科学、技术、财富可以让我们生活更好，但当我们突然要面对环境问题，最基本的赖以生存的空气被污染、森林退化、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我们慢慢意识到这是错的概念，至今世界上每年仍然有700多万人因为空气污染过早死亡。 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的初期，我们开始重新思考发展，因为这个代价太高了。中国也不会例外于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也付出了非常昂贵的代价，现在“十三五”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说明中国正在把生态保护作为第一要务，虽然面临最大的环境问题，但也是较早重新审视过去发展路径的发展中国家。 但同时，每一个国家都能从另外一个国家身上学到一些教训，在21世纪，我们要承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没有国家有解决全部问题的答案，我们只有通过合作做到更好。 绿色和经济，不是要平衡而要找结合点 南都：在面临经济压力时，总会有一些呼吁放宽环境管制的声音，你怎么看？ 施泰纳：可以说，这时候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坚定了绿色发展的决心，是的，可能这有时会扰乱经济发展，改变也有时会引起焦虑，这是正常的。但是，人们需要意识到，环境问题已经不容忽视，会损害公众的健康，也会损害中国的经济。绿色和经济不是需要平衡，关键是需要找到结合点，能否成功变成未来经济的一部分。 我举个例子，可再生能源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好的路径，它创造出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这得益于对低碳技术产业的投资。甚至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也因此成为大赢家，中国是可再生能源技术最大的出口国之一。这个例子可以解释，环境保护如何发展成机会。 另外一个例子是，你去看看世界上花了几百年建成了现在的城市，虽然人们花费更多的钱在建筑上面，但是运用自然光线、太阳能等，可以让我们用更少的能源实现舒适的生活，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还会省钱。所以，我们会说Environm ent priority，econom -ic opportunity.(优先保护环境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机会) 南都：公众的意识也是关键。 施泰纳：是的，尤其是当你知道北京的机动车尾气排放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空气质量。有时候，有些人会说，汽车制造的标准更好了代价太昂贵，我们做不了，但是我相信更多的中国民众不会反对，因为他们知道这和自己息息相关，他们知道PM 2.5意味着什么。关于环保有争论，因为每一个提议或者措施都不会是最完美的那个，但是我认为中国已经通过决策层和公众表明，环境问题现在是第一要务。 印象阿希姆·施泰纳(Achim Steiner) 采访时间定在11月10日，赶在北方的供暖季开始之前，轻度污染的雾霾天“照例”再一次光临京津冀。只有几百米的能见度下，钓鱼台国宾馆外的著名的银杏大道也显得不那么可爱。不过，施泰纳的心情似乎并没有被坏天气影响，他保持着一贯的侃侃而谈。 来京参加会议，会见中国领导人，施泰纳大多戴着一条绿色领带。被南都记者问及时，施泰纳说这是他常用行头之一，绿色代表低碳、没有污染，是坐在会场内各位的共同心愿。 自2006年担任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至今，施泰纳已获数次连任，专注于经济发展与环境政策的他也因此成了中国的常客。对施泰纳而言，国合会也是他工作的地方；连续担任外方副主席的经历，让他早已和中方的“老朋友们”彼此熟悉。 言语间，你会发现他更熟悉中国的国情和环境政策。比如，他会讲，建议被采纳后能不能实施还需要观察，他也认为天津爆炸事故应该成为环境风险管控的战略起点。对于中国实施的环境政策，施泰纳更是如数家珍，大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小到淘汰老旧机动车、高污染摩托车等。 比起其他外方代表，施泰纳对中国的环境问题更有发言权。会场上、采访中，施泰纳都多次表达对中国绿色发展决心的赞赏，也是因为了解，使他对中国的绿色转型似乎十分笃定，“北京的空气正在逐渐改善，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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