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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要容忍短期内经济增速适度放缓 本文来源于：新京报即时新闻 发布时间：2016-11-21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2015年6月起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11月14日表示，“目前的经济还是面临一些困难，经济企稳基础仍不牢固。” 未来的经济是否会继续下行、如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货币政策是否转向、作为新经济代表之一的互联网金融如何监管等都成为待解的问题。 就此，新京报记者近日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 在黄益平看来，2016年前三个季度GDP增长连续保持6.7%速度，表明之前一直延续的增长速度回落势头暂时得到遏制，稳健的货币政策短期内应该保持不变。但是，不排除在第四季度会出现一些新的下行压力。 黄益平认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新旧产业更替或者说是新旧动能转换，增长减速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过去在低成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竞争力的产业，现在已经难以为继。要以改革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才能助推经济发展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 同时，他表示，互联网金融成为金融风险的重灾区，原因在于当前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不当，要么不设门槛，要么不发新牌照。互联网金融关键要设立进入门槛和退出机制，并实行综合监管和功能监管。 “经济下行压力尚未完全消除” 新京报：你预计今年四季度GDP增速会不会比三季度更好或更差一些? 黄益平：2016年前三个季度GDP增长连续保持6.7%速度，表明之前一直延续的增长速度回落势头暂时得到遏制。今年的增长大局已经基本确定，预计全年GDP增速大致为6.7%。 前三季度由于房地产市场火爆的贡献，助推GDP增速实现6.7%的增长。“十一”前后，主要城市出台楼市调控政策，房地产或在四季度遇冷。所以不排除在第四季度会出现一些新的下行压力。 新京报：去年你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经济下行趋势恐还要持续两年”，如你所说，下行趋势已经持续一年。那么，未来中国经济还会不会进一步下行?为什么? 黄益平：当前的经济形势是：经济增长短期内稳住了，但下行压力并未完全消除;新旧动能转换在发生，但新兴产业还不够强大;经济决策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制于“稳增长、促改革”之间的两难选择。 当前经济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并非周期性或者结构性减速，而是新旧产业更替的要求，旧的产业难以为继，新的产业还在形成中。所以，下行压力持续多久，取决于什么时候新的产业能够接过接力棒，支持一下阶段的经济增长。 新京报：如何消除下行压力? 黄益平：缓解下行压力，无非就是两条路，一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刺激，二是结构改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四万亿刺激政策以来，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已经显著收缩，另外资本投入的产出效率也已经显著下降。 因此，消除下行压力的根本之道应该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产业更新换代。 当前增长减速的根本原因是新旧产业需要更替。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源型重工业，已经优势不再。 随着成本尤其是劳动工资的快速上涨，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持续下降，而资源型重工业则饱受过剩产能之苦。显然，这两个曾经创造了奇迹的产业已经无法再肩负支持我国下一轮经济增长的重任。 为了保持可持续增长，我国必须快速培养、发展出一批在高成本基础上仍有竞争力的新产业，这些新产业既可能是像新能源、新材料和互联网经济这样全新的产品，也可能是像机械装备、仪器仪表和家电家具等更新换代之后的传统产品。 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做的，就是支持已失去竞争力的传统产业平稳快速退出，帮助培养、发展新兴产业。 “单纯从增速上做文章，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新京报：你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黄益平：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新旧产业更替或者说是新旧动能转换，增长减速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单纯从增速上做文章，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过去在低成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竞争力的产业，现在已经难以为继。 新京报：如何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或者说新旧产业转型升级? 黄益平：以改革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才能助推经济发展更好，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 新京报：具体怎么做? 黄益平：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同时入手： 第一，放宽增长目标的区间。既然我们已经接受经济新常态的现实，也许可以容忍短期内增长适度放缓。毕竟追求经济增长的眼光应该放在长期的可持续性，过度追求短期增长目标，反而会损害长期增长，在这方面我们已有过教训。 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十三五”期间实现6.5%的增长，如果按五年平均看，问题不大，但如果要求每年甚至每个季度都必须保证6.5%的增长，就会严重制约短期政策的灵活性。 第二，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作用是反周期，不是支持长期增长。现在经济增长已经稳住了，且货币政策同时还肩负支持金融稳定的重任，近期内应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预期已久的美联储加息已成为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也会制约中国货币政策扩张的空间。 第三，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无论是逆转生产率下降和杠杆率上升趋势，还是支持新旧动能转换，都需要加快改革，核心是要促进产业升级换代。 纵观全国各地经济形势，凡是市场机制能够比较好地发挥作用的地方，新旧产业更替都在实实在在地发生。但也有一些地区，僵尸企业主导，民营经济与创新活动受到明显的遏制。 所以，支持新旧产业更替，不仅需要为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更需要采取果断措施让已经失去竞争力的传统产业平稳、快速退出市场。关键在于强化市场纪律，真正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短期内货币政策不会转向” 新京报：最近，有关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注重抑制资产泡沫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备受热议。这是否意味着当的货币政策要转向? 黄益平：我不觉得这是货币政策的转向，短期内也不会转向。新常态时期，要实现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四个目标，监管层出于宏观审慎监管的考虑，会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做个平衡。当前的经济增长已经稳住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保持不变。 新京报：目前针对中国未来的宏观经济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随着全球货币政策持续宽松，进一步支持大宗商品价格反弹，中国或面临通胀预期;另一种则认为，随着流通货币的收紧以及房地产去杠杆，中国或面临通缩。你支持哪一种? 黄益平：两种我都不认同，短期内既不会面临通胀风险，也不会有通缩压力。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势头暂时得到遏制。官方统计数据和民间大数据分析结果都清晰表明，从8月起经济活动已出现回升，9月CPI同比增长1.9%，高于8月的1.3%，PPI 55个月来第一次转负为正。这些都表明政府稳增长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已初见成效。 新京报：如果经济形势进一步下行，货币政策是否会进一步宽松? 黄益平：对此，我不做预测。就目前来看，货币政策现在还是稳健的。央行也没有说要转向宽松的货币政策。未来央行会不会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得看经济数据。 “互联网金融需设置准入门槛和退出机制” 新京报：在当前的新型经济中，你最关注哪些行业? 黄益平：与我个人的工作有关，我最关注互联网金融行业。 新京报：互联网金融行业目前存在哪些问题? 黄益平：第一，还不够“普惠”，一些业务的可得性很低，融资成本仍然较高，降低成本的潜在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比如，央行征信系统中有8.8亿人的记录，其中5亿多人从未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而目前个体网络借贷平台活跃，但借款人只有115万人，对于满足百姓的融资缺口杯水车薪。第二，数字技术应用有待进一步改善;第三，监管要么不设门槛、要么不发新牌照;第四，互联网金融成为风险高发区;此外，还存在数字安全的隐患、缺乏高效的全国征信系统等问题。 新京报：近期，互联网金融的安全问题备受关注，一些P2P平台的跑路现象严重。金融风险的形成原因是什么?该如何监管? 黄益平：互联网金融成为金融风险的重灾区，归根到底还是因为监管没有为风险防御提供一道防火墙。 同时，当前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不当，存在监管空白，要么不设门槛，要么不发新牌照。比如，不设门槛，会造成从业者鱼目混珠，在法律与监管的灰色地带游走。一旦新规出台，行业重新洗牌，会造成新的混乱。 在第三方支付领域，监管层不发牌照，牌照变成了一种成本高昂的寻租工具。造成新的经营者不能合法进入，只好或者无照经营，或者竞逐已有的几张牌照。 新京报：最近银监会为个体网络借贷平台制订的暂行管理办法，还是实行不设门槛的备案制。你怎么看? 黄益平：现在对个体网络借贷平台实行备案制，不一定是最佳选择，未来如果网络贷款限额提高，这个问题会更加突出。 设立进入门槛的目的，是可以把一些资质不佳甚至有明显诈骗嫌疑的平台给剔除出去，相当于为投资者和消费者设立一道防火墙。进入要有门槛，要允许符合资质要求的机构进入，退出机制同样重要。良性竞争既可以改善服务，还可以降低融资成本。 新京报：所以，你认为互联网金融要设置进入门槛? 黄益平：对，要设立进入门槛和退出机制。从事金融服务必须有准入门槛，是因为金融交易中信息不对称问题容易传播甚至导致系统性后果。 过去野蛮生长的现象必须终结。即便是信息中介平台也要有门槛，除非服务的不是金融交易。比如，当前的政策规定P2P为信息中介平台，不设门槛。但是，投行业务也属于信息中介，就有很高的门槛。 新京报：如果P2P与投行一样都设置门槛，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黄益平：势必会引起行业洗牌，真正有能力做这项业务的公司会脱颖而出。互联网金融也是金融，不能另搞一套体系，金融监管应该统一监管标准和框架。 新京报：为什么? 黄益平：标准不同，容易出现监管套利，形成新的风险，况且未来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之间的界限会越来越不明显。 当然，将互联网金融纳入金融统一监管的框架，可能会提出增加监管资源的要求。目前对个体网络借贷平台的管理实行银监会管功能、金融办管机构的构架，其可持续性值得观察，特别是两个部门之间会不会因权责不一、标准不一而导致扯皮甚至风险。 总之，对互联网金融不宜套用小额信贷公司的地方监管的方式。因此，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一定要全国统一标准、统一实施。 “目前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模式已不适应现实” 新京报：当前，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部门不统一，这样的监管模式合理吗? 黄益平：应实行综合监管与功能监管。现在由央行监管第三方支付、由银监会监管网络借贷、由证监会监管网络众筹和由保监会监管数字保险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数字普惠金融混业经营的现实。 一些支付平台已经构成了以支付为核心，涉及到理财、融资、托管、征信和大数据等领域的庞大的金融生态圈。在监管框架改革完成之后，可以考虑在内部建立综合性的数字普惠金融监管部门，统一协调不同业务的监管。 同时要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特别要搞清楚资金从哪儿来、最终用到了什么地方。在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和数字众筹等领域，资金挪用、虚假标的等现象比较普遍，实行穿透式监管十分重要。 新京报：互联网金融监管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黄益平：要建立适当的信息披露标准。监管部门现在已经决定对个体网络借贷平台采取备案制，信息披露就变得更加重要;同时，要与时俱进地调整法律监管政策。 目前股权众筹发展迟缓，除了传统的代理问题之外，还触及公开发行证券或非法集资红线的风险。应该考虑尽快修改证券法，让股权众筹合法化，加强对股权众筹出资者的保护，同时明确股权众筹平台的义务。此外，要建立完善统一、开放的征信系统，加强投资者教育与消费者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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